尽管商业活动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很少有商人的影子。他们从来不是历史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算不上。春秋时代的郑国商人弦高和战国时代的大商人吕不韦是很有名的了，可他们名声的确立却与经商无关。

所谓“士农工商”，商人乃四民之末，地位几同贱民。或许商人之命名本来就含有“二等公民”的意思（周代称善做买卖的殷商后裔为商人）。汉武帝时期，推行严厉打击商人的政策，商人被妖魔化的历史就此开始。隋文帝时代“工商不得仕进”，明洪武时期规定，农民可穿细纱布，而商贾之家只能穿粗布。扼杀商业，羞辱商人，是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弊端，致使中国与资本主义文明屡屡失之交臂。茅于轼先生曾经高声疾呼：“全世界的企业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家那样多灾多难，处境艰难”。工商业者不幸，国家亦不幸得很，清末中国的挨打与屈辱都与此有关。

现代化是中国追求了百年的梦想，但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多限于科学技术层面，以至于现代化至今还未完全变成现实。现代化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语汇，其含义是非常深广的。工商业的繁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只有工商业的繁荣，才可能有市民社会的产生，才可能向民主社会迈进。现代化的国度有赖于一个阶层的崛起，这个阶层被称为有产阶级或曰中产阶级。它的主要构成者是商人群体。

商人跃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主角，中国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其实，在明代中叶，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就以群体的姿态出现了，随后陕商、徽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粤商等纷纷出现，他们“弃举子业，慨然以四方为志”，被后世称为中国十大商帮，是中国近现代商业文化的奠基者。

我们很容易看到革命对社会的改变，但商业文化兴起，对传统专制体制的根本性冲击却被大大忽略了。商人的价值实在不只是经济上的，对商业文化价值有意无意的忽略，表明对商业文化研究、张扬的极端缺失。在经营的舞台之外，工商业人士还需要另一个舞台。

以商帮为指称的近现代商业文化，没有将蜀商纳入显著的位置。这并不表明蜀商不值一提。清代中后期，自贡地区的盐商已名闻中国；抗战时期，卢作孚先生依托民生公司倾尽全力完成的“东方敦刻尔克”壮举，为全体爱国的中国人所景仰。蜀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影响都很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但是，蜀商仍然是一个暗淡的字眼。这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是较之“十大商帮”，蜀商更需要一个张显的舞台——一个以关注、关心蜀商群体、向社会展示他们形象的专门舞台。

现在，《蜀商》杂志踩着2007年的尾巴诞生了，蜀商有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一个自己的舞台。

与传统的蜀商不同，一个更具国际化视野的新蜀商群体正在形成。他们不仅仅指川籍人士，还包括在天府大地上一展身手的外省人、外国人。他们将赋予原本具有包容精神的蜀文化以更丰富的内涵。蜀商与新四川紧密相连。蜀商是四川实现从传统农业大省到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转型的重要角色，关注和记录蜀商是《蜀商》杂志的责任，也是历史的责任。